【摘要】此次疫情的空前衝(chong) 擊為(wei) 中國提供了曆史機遇，中國率先控製疫情並迅速複蘇，為(wei) 恐慌的世界提供了難得的物資供給和投資場所。短期內(nei) ，中國要積極利用疫情衝(chong) 擊的“時空差”擴大出口，同時要避免全球反危機刺激政策導致的輸入性通貨膨脹；從(cong) 中長期看，要積極利用中國抗擊疫情所顯示出來的體(ti) 製效能營造更有利的國際投資環境，在加快國內(nei) 健康衛生體(ti) 係改革、產(chan) 業(ye) 轉型升級和信息化集成發展的同時，加大以知識產(chan) 權保護和投資便利化為(wei) 中心的改革，深入推進國際經濟合作。

【關(guan) 鍵詞】疫情 經濟衝(chong) 擊 曆史機遇

【中圖分類號】F0 【文獻標識碼】A

此次疫情暴發時，中國正處於(yu) 全麵建成小康社會(hui) 和“十三五”規劃收官之年，也是中國實現第一個(ge) “百年目標”的關(guan) 鍵時期，還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深化時期。我們(men) 應準確把握此次疫情所帶來的曆史機遇，扭轉近年來中國麵臨(lin) 的經濟政治壓力，加速中國的崛起。

疫情對世界經濟的衝(chong) 擊將是空前的

聯合國貿易發展委員會(hui) 秘書(shu) 長穆希薩·基圖伊（Mukhisa Kituyi）指出，新冠肺炎疫情除了導致嚴(yan) 重的生命健康威脅外，還對全球經濟發展帶來了嚴(yan) 重風險。如果處理不力，這些危機相互疊加、反複激蕩，就可能演化為(wei) 引發新一輪世界經濟危機的係統性風險。新冠肺炎疫情的快速蔓延和持續擴散，意味著經濟挑戰是可能觸發其它危機的重要中間變量。根據該委員會(hui) 3月初預計，新冠肺炎疫情將導致全球價(jia) 值鏈出口下降500多億(yi) 美元。如果疫情在上半年結束，將導致全球對外直接投資下降5%；如果疫情持續到年底，則可能導致全球對外直接投資下降15%。這種背景下，2020年全球經濟增長速度將不可避免地因此而明顯放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最新分析報告認為(wei) ，此次疫情對世界經濟的衝(chong) 擊是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嚴(yan) 重的危機，導致發達經濟體(ti) 、新興(xing) 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ti) 首次同時陷入經濟衰退。如果疫情在今年第二季度達到峰值並在下半年消退，今年全球經濟將萎縮3%，對今明兩(liang) 年全球GDP造成的損失累計可能達9萬(wan) 億(yi) 美元。

作為(wei) 世界最主要的發達地區，美國和西歐疫情的快速上升遠遠超過了人們(men) 的想象。而且，到目前為(wei) 止尚未看到出現拐點的跡象。疫情造成的經濟社會(hui) 衝(chong) 擊已迅速顯露出來，各種悲觀情緒不斷蔓延。美國股市在十天內(nei) 出現四次熔斷，引發全球股市一片恐慌。美國負責亞(ya) 太事務的前助理國務卿坎貝爾將此次疫情對美國的衝(chong) 擊視為(wei) 冷戰以來與(yu) “9·11”和2007-2009年金融危機並列的三大危機之一。更讓其感到擔憂的是，前兩(liang) 次危機都得到了國際社會(hui) 的廣泛支持，“現在的世界政治氛圍更像處於(yu) 分裂性民族主義(yi) 的20世紀30年代，它正導致國家之間的分離，而不是根本性合作”。因此，不少學者擔心，此次疫情可能導致類似於(yu) 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的後果。如果此次疫情衝(chong) 擊與(yu) 主要國家的經濟周期和結構危機重疊共振，其後果可能比20世紀30年代大危機更嚴(yan) 重。雖然各國都在競相采取刺激措施，但最好的結果也可能是導致20世紀70年代的“滯脹”。為(wei) 了應對疫情對經濟的衝(chong) 擊，各國采取了規模空前的貨幣寬鬆政策。不管怎樣，一個(ge) 基本的共識是，此次疫情對世界經濟的衝(chong) 擊將是空前的，並可能持續數年。

對西方而言，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導致了空前的經濟、社會(hui) 和政治危機，甚至成為(wei) 引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重要誘因。但對蘇聯而言，大蕭條卻提供了難得的曆史性機遇。蘇聯大力吸引歐美的資本、技術和工程專(zhuan) 家，建立起鋼鐵、汽車、飛機、拖拉機、水電站等大型工業(ye) 項目。從(cong) 1928年至1937年，蘇聯通過兩(liang) 個(ge) “五年計劃”快速地由一個(ge) 歐洲落後的農(nong) 業(ye) 工業(ye) 國家迅速成長為(wei) 一個(ge) 歐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工業(ye) 大國，工業(ye) 增長達兩(liang) 倍以上。其成功除了自身的組織動員外，另一個(ge) 重要的條件就是充分利用歐美20世紀30年代大危機帶來的曆史性機遇。

20世紀70年代的“滯脹”是西方戰後長期擴張政策的必然結果，結束了西方戰後20年的繁榮，使之陷入長期增長停滯與(yu) 通貨膨脹並存的新階段。但對於(yu) “亞(ya) 洲四小龍”而言，通過出口導向的發展戰略，他們(men) 積極承接西方產(chan) 業(ye) 轉移，加快工業(ye) 化進程和產(chan) 業(ye) 升級，實現了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迅速由落後的經濟體(ti) 成長為(wei) 新興(xing) 經濟體(ti) ，成功跨域“中等收入陷阱”。

其實，在這兩(liang) 個(ge) 時期，拉美的經濟表現也不錯。20世紀30—40年代，拉美不僅(jin) 沒有受到經濟危機和戰爭(zheng) 的殃及，反而獲得較多的資源流入。但大部分國家並沒有建立起現代化的工業(ye) 體(ti) 係，而是滿足於(yu) 原料供給低端產(chan) 業(ye) 。其主要原因正如依附理論所指出的，不在於(yu) 沒有開放，而在於(yu) 過分開放導致完全被資本尤其是外資所主導，難以根據自身需要進行自主發展。20世紀70年代的拉美也積極利用歐美廉價(jia) 的資金進場推進工業(ye) 化，但卻缺乏對債(zhai) 務資金的有效監管和高效利用，以及沒有及時進行經濟結構升級。20世紀80年代歐美先後采取貨幣緊縮政策，導致其需求下降和利率負擔上升，引發債(zhai) 務危機，從(cong) 而陷入“失去的十年”，經濟增長大幅下滑，通貨膨脹持續多年超過三位數，引發社會(hui) 政治危機。

縱觀這些曆史案例，其背後的邏輯就是：在任何一個(ge) 時期，全球生產(chan) 要素的總量相對是既定的，每一種要素都會(hui) 去尋求更高回報。因此，正常情況下，要素市場的供求是均衡的。一旦某些地區出現大範圍危機，這些要素就會(hui) 轉向其它地區尋求保值或增值。由於(yu) 發達國家的要素非常充沛，且高度資本化，大危機必然驅使那些感到危險或找不到機會(hui) 的要素到更安全的地方尋求更高回報。危機越嚴(yan) 重，這種動機就越強烈。因此，在大危機時期，安全就是財富，穩定就是機會(hui) 。在全球化高度發達的今天，大範圍的危機為(wei) 少數穩定地區提供了吸引和利用全球資源發展自己的更大的曆史性機遇，這是動態係統的必然規律。與(yu) 此同時，機遇與(yu) 挑戰是辯證發展相互轉化的。一個(ge) 國家如果安於(yu) 曆史機遇而形成路徑依賴，不願意及時主動地推進產(chan) 業(ye) 結構升級、轉換動能，就無法提供可持續發展的支持。一旦國際經濟形勢發生變化，新的挑戰也會(hui) 出現。

疫情的經濟衝(chong) 擊對中國而言蘊藏著重大的曆史機遇

疫情的大規模暴發，對中國和世界經濟造成了廣泛而深遠的衝(chong) 擊。從(cong) 動態係統的角度來看，此次疫情的經濟衝(chong) 擊往往蘊藏著重大的曆史機遇，將加速國際經濟政治格局的演變重組。

從(cong) 中國來看，疫情暴發對消費、進出口、投資和就業(ye) 帶來了程度不同的負麵衝(chong) 擊。在中國日益融入世界的趨勢下，世界經濟增長下降不可避免地會(hui) 對中國經濟增長帶來明顯不利影響。2019年，我國貨物進出口占GDP的比率超過31.84%，服務貿易占GDP比率超過5.46%。疫情在全球的快速蔓延，導致全球金融市場和大宗商品價(jia) 格大幅波動，市場預期不穩，需求萎縮，加之各國為(wei) 應對疫情而先後采取的隔離措施限製了國際物流，必然給中國經濟複蘇帶來挑戰。基於(yu) 疫情的空前衝(chong) 擊，一些跨國公司可能會(hui) 調整其過於(yu) 依賴於(yu) 中國的供應鏈，采取分散化或就近布局，以確保供應的安全穩定；從(cong) 受疫情衝(chong) 擊的各國政府來講，他們(men) 肯定會(hui) 吸取教訓，將恢複重建甚至增加包括醫療防護在內(nei) 的眾(zhong) 多產(chan) 業(ye) 的供應鏈，並通過國產(chan) 化確保緊急情況下的供給。這種趨勢必然會(hui) 挑戰中國在現有國際產(chan) 業(ye) 鏈和供應鏈中的地位。疫情帶來的空前衝(chong) 擊喚起廣泛的社會(hui) 恐慌和自私行為(wei) ，挑戰了各國政府的權威性與(yu) 合法性。越來越多的國家將更加奉行“國內(nei) 至上”的政策，甚至不惜相互指責詆毀、截留物資來轉移、緩解內(nei) 部矛盾。在全球相互依賴日益加深的今天，這種“國內(nei) 至上”的加劇趨勢必然削弱各國之間的信任，加劇相互矛盾，使近年來不斷惡化的全球多邊經濟合作雪上加霜，從(cong) 而惡化中國發展的外部環境。

經過三個(ge) 月的艱苦努力，中國已將本土疫情基本控製下來，並逐步轉向複工複產(chan) ，而世界尤其是歐美卻相繼陷入疫情大暴發的階段，經濟恐慌不斷蔓延，在結構性和周期性矛盾的共振下，其經濟在未來3個(ge) 月可能進入一個(ge) 衰退期，這種“時空對比”給中國提供了一個(ge) 曆史性的發展機遇。

短期內(nei) ，陷入疫情困境的各國對醫療、生產(chan) 和生活物資的緊急需求為(wei) 中國穩出口提供了曆史性窗口。據統計，2020年3月份中國采購經理指數（PMI）環比回升，其中製造業(ye) PMI為(wei) 52.0%，比2月回升16.3個(ge) 百分點；非製造業(ye) 商務活動指數為(wei) 52.3%，回升22.7個(ge) 百分點。截至4月21日，全國規模以上工業(ye) 企業(ye) 平均開工率和複崗率分別回升至99.1%和95.1%，複工複產(chan) 逐步接近或達到正常水平。疫情對各國應急物資儲(chu) 備及其生產(chan) 供給提出了空前的挑戰，沒有哪個(ge) 國家為(wei) 此做好了充足的準備，物資奇缺及其自給自足非短期內(nei) 可以解決(jue) ，急需大量進口；與(yu) 此同時，隔離措施的延續對生產(chan) 生活也帶來了空前的挑戰，商品庫存和原材料麵臨(lin) 枯竭。在普遍性危機衝(chong) 擊下，短期內(nei) 重建供應也麵臨(lin) 選擇的較大困難。這些都為(wei) 中國出口提供了重要的時間窗口。

從(cong) 長期來看，中國迅速控製疫情所顯示出來的體(ti) 製效能和擴大開放的政策為(wei) 全球資本再次確認中國市場價(jia) 值提供了新的基礎。此次疫情可能促進一些國家強化自力更生意識，導致重要物資產(chan) 業(ye) 的重建或回歸，但同樣重要的是，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及其運用使得生產(chan) 力與(yu) 市場的矛盾更加尖銳。脫離了世界市場，二者矛盾的激化更容易引發經濟危機、社會(hui) 危機乃至政治危機。在全球資本等生產(chan) 要素既定的前提下，“國內(nei) 至上”所引發的相互封閉，必然導致市場容量的萎縮和資源配置效率的下降，遲早會(hui) 重新激化生產(chan) 與(yu) 市場的矛盾。從(cong) 曆史來看，即使是兩(liang) 次空前的世界大戰也沒能阻止全球分工的發展趨勢。因此，疫情衝(chong) 擊可能對全球分工造成較為(wei) 明顯的短期衝(chong) 擊，但不可能阻止全球化的進程，隻是改變了全球分工和產(chan) 業(ye) 鏈的重新配置。作為(wei) 全球化的根本驅動力，資本或資本化的要素就是要通過不斷投入再循環實現增值。此次疫情中，醫療資源豐(feng) 富和公共衛生條件發達的歐美等國出人意外地相繼陷入大暴發，而對醫療資源匱乏、公共衛生條件落後的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而言，疫情一旦大暴發，其後果將更為(wei) 嚴(yan) 重。在全球資本空前豐(feng) 沛的今天，無論是為(wei) 了避險，還是為(wei) 了增值，最快控製疫情並實現複蘇的中國將再次受到全球資本的青睞，“重新發現中國的投資價(jia) 值”將成為(wei) 疫情新一輪全球投資的重要動向。

為(wei) 了應對疫情衝(chong) 擊，各國相繼采取了空前的反危機政策，從(cong) 發放困難補助、消費券到擴大財政支出、降低利率等，以刺激消費和投資。這些措施短期內(nei) 有助於(yu) 緩解疫情對經濟的衝(chong) 擊，但如果其周期性和結構性問題不能得到有效解決(jue) ，從(cong) 長期來看可能導致“滯脹”。鑒於(yu) 中國市場的穩定和巨大潛力以及中國政府擴大開放的政策，其中不少資金可能通過全球資本市場進入中國，為(wei) 中國經濟發展和結構升級提供更加有利的融資環境。

從(cong) 國家發展和國際戰略競爭(zheng) 的高度做好疫情應對

近年來，中國發展逐步進入一個(ge) 結構性的“瓶頸期”。其中一個(ge) 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國對中國崛起的戰略競爭(zheng) 日益加劇，增加了中國發展的阻力和挑戰。但鑒於(yu) 核武器的威懾、相互依賴的加深和共同挑戰的湧現，中美競爭(zheng) 的未來在很大程度上取決(jue) 於(yu) 誰能夠更好地吸引世界的資源和市場，提升在全球產(chan) 業(ye) 鏈、供應鏈和價(jia) 值鏈中的地位。此次空前的疫情給我們(men) 突破這個(ge) 結構性“瓶頸”、優(you) 化對外經濟合作提供了重要的曆史性機遇。

做好吸引利用優(you) 化全球資本的準備。自由和穩定是資本運行的兩(liang) 大基本要求。中國在確保國內(nei) 經濟穩定運行及宏觀環境安全穩定的同時要加快經濟體(ti) 製改革，為(wei) 吸引全球資本提供更為(wei) 便利的環境。“世界之亂(luan) ”與(yu) “中國之治”形成的鮮明對比，必然有助於(yu) 吸引大量全球自由流動的資本來到中國獲得回報，包括當前各國刺激政策的資金也可能借助全球資本市場進入中國。為(wei) 此，要做好吸引、利用和優(you) 化外資的準備：要通過對此次疫情所暴露出來的問題進行查漏補缺，大力改革和完善公共衛生安全保障和應急管理係統，通過可顯示和驗證的方式增強社會(hui) 信心與(yu) 安全感。這不僅(jin) 體(ti) 現了我們(men) 黨(dang) 和政府全心全意為(wei) 人民服務的宗旨，也是總體(ti) 國家安全觀的必然要求，還是增強世界資本對中國信心的重要基礎。基於(yu) 中國龐大的國內(nei) 市場，中國越安全穩定，就越能吸引世界的資本。進一步推進投資保護和便利化措施，加強知識產(chan) 權保護，繼續推進“放管服”改革，加速營商環境改善，增強中國市場的持久吸引力，將投資中國的可能性變為(wei) 新的現實性。疫情的短期衝(chong) 擊可能增加對中國相關(guan) 產(chan) 品的需求，但從(cong) 長期看，中國市場的吸引力在於(yu) 穩定、便捷和可靠的製度環境。與(yu) 此相適應，中國應探索如何進一步利用國際頂級人才的方式方法。20世紀30年代大危機期間，蘇聯吸引了大量的技術熟練工人和專(zhuan) 家，對其教育、科技和工業(ye) 發展起到了不可否認的推動作用。美國的崛起更是與(yu) 積極利用國際人才有著密不可分的聯係。在吸引和利用國際資本的同時，也應該對其挑戰保持實時關(guan) 注。世界資本進入中國既是機遇，也可能帶來挑戰。從(cong) 短期來看，如果歐美經濟短期難以恢複，包括其刺激政策所帶來的大量資金進入中國，會(hui) 增加中國的通脹壓力。對此，中國未來應根據發展趨勢適時調整自身的財政貨幣政策，避免輸入性通貨膨脹。20世紀70年代，拉美同“亞(ya) 洲四小龍”一樣積極利用歐美“滯脹”帶來的大量廉價(jia) 資金，但由於(yu) 缺乏對這些債(zhai) 務資金的有效利用，又沒有進行產(chan) 業(ye) 升級；到80年代，歐美收緊貨幣政策時資金鏈斷裂，出現了嚴(yan) 重的“債(zhai) 務危機”，陷入惡性通貨膨脹和經濟增長停滯的“失去十年”。因此，對外資的優(you) 惠政策應該更緊密地與(yu) 中國的發展戰略相匹配，不能為(wei) 了短期經濟增長搞不加區別的大水漫灌，應該更加精準靈活；要警惕遏製係統性風險，不能因為(wei) 短期經濟增長壓力就放棄長期發展目標。

加快中國產(chan) 業(ye) 結構調整升級的步伐。一是堅決(jue) 避免路徑依賴，靈活利用國際產(chan) 業(ye) 投資的“時空差”實時升級轉產(chan) 。機遇與(yu) 挑戰是辯證轉化的。疫情衝(chong) 擊導致世界對中國相關(guan) 防疫產(chan) 品的需要大增，但隨著各國防疫物資產(chan) 業(ye) 的國產(chan) 化和本土化，這種短期需求必將逐步下降。同時，在資本總量既定的情況下，這些國家防疫產(chan) 業(ye) 投資的增加必然減少其它產(chan) 業(ye) 的投入，這又為(wei) 中國其它產(chan) 業(ye) 發展提供了曆史性機遇。因此，中國相關(guan) 企業(ye) 在完成抗疫物資的短期供給後，應實時進行投資轉向或升級，避免低端重複導致的產(chan) 能過剩，滯緩自身結構調整的步伐，喪(sang) 失曆史機遇。二是從(cong) 高質量發展的時代趨勢出發，加快中國經濟結構的優(you) 化升級。民眾(zhong) 對全生命過程的係統性健康追求是高質量發展的客觀要求。為(wei) 此，應進一步加強與(yu) 醫療醫藥、健康管理、康複保健和養(yang) 老養(yang) 生等相關(guan) 的“大健康產(chan) 業(ye) ”的全麵發展；與(yu) 此同時，以新一代互聯網信息技術為(wei) 核心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正在整合傳(chuan) 統產(chan) 業(ye) ，催生新的產(chan) 業(ye) 和業(ye) 態。能否充分利用這一場新技術革命進行經濟結構的整合升級是中國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實現“彎道趕超”與(yu) 可持續發展的關(guan) 鍵。進一步加大5G、大數據、人工智能、雲(yun) 計算等數字技術的開發與(yu) 利用，推進中國物聯網和工業(ye) 互聯網、智聯網的發展，實現中國經濟的信息化集成發展，提升中國經濟的效率和韌性。三是產(chan) 業(ye) 升級要注重集群發展，提升中國在全球產(chan) 業(ye) 鏈和供應鏈中的地位。疫情的暴發對中國部分地區和產(chan) 業(ye) 的生產(chan) 和出口造成了明顯的衝(chong) 擊，但那些具有產(chan) 業(ye) 集群優(you) 勢的地區和產(chan) 業(ye) 受影響較少，顯示出難以替代的穩定性。疫情會(hui) 加速全球產(chan) 業(ye) 鏈的重構，中國要抓住歐美部分產(chan) 業(ye) 停擺、經濟衰退的機會(hui) ，加速產(chan) 業(ye) 升級和集群發展。未來中國產(chan) 業(ye) 升級尤其是戰略性新興(xing) 產(chan) 業(ye) 應進一步強化產(chan) 業(ye) 鏈集群發展，積極參與(yu) 全球產(chan) 業(ye) 鏈重構，確保中國在全球產(chan) 業(ye) 鏈和供應鏈中的地位。

繼續全麵推進對外經濟合作，拓展有利的外部經濟環境。近10多年來，全球多邊經貿談判一直處於(yu) 停滯狀態，各種區域諸邊合作受地緣政治的製約進展緩慢，雙邊合作雖然進展較大，但效果有限。在生產(chan) 力高度發達的今天，各國更需要一個(ge) 自由開放和穩定的世界經濟。否則，生產(chan) 和市場的矛盾必將引發各國內(nei) 部的各種矛盾，並可能導致國內(nei) 外風險的連鎖聯動，從(cong) 而使世界陷入“金德爾伯格陷阱”。從(cong) 曆史經驗來看，誰能夠更好地適應這種時代需求，誰就可能贏得更大的發展機會(hui) 和更多的國際支持。作為(wei) 當今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和戰後主要全球化機製的主導者，美國民粹主義(yi) 、經濟民族主義(yi) 和單邊主義(yi) 的盛行，對國際經濟合作和世界經濟複蘇構成了嚴(yan) 峻挑戰。作為(wei) 日益融入全球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ti) ，中國有必要繼續堅持自由開放的理念，穩步推進對外經濟合作。雖然歐洲、日本和其他一些國家對中國還存在程度不同的猜忌甚至抵製，但美國現行政策對其長期穩定發展構成的挑戰也是不言而喻的。2020年，中國要優(you) 先大力推動區域全麵經濟夥(huo) 伴關(guan) 係（RCEP）協定的盡快簽署，加快中日韓自由貿易協定（FTA）談判和中歐FTA談判，以產(chan) 業(ye) 和健康合作為(wei) 契機推動“一帶一路”高質量深入發展。在全球權力結構深入調整的今天，這對中國尤為(wei) 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