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28日晚，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副院長、教育部社科委委員徐湘林教授在我院332學術報告廳作了題為(wei) “轉型期中國國家治理”的學術報告。報告會(hui) 由我院副院長張星久教授主持，我院譚君久教授、柳新元教授、儲(chu) 建國教授、劉偉(wei) 副教授，華中師範大學賀東(dong) 航教授等參加了報告會(hui) 。

徐教授提出了一個(ge) 有意思的問題：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取得了巨大的經濟成就，已成為(wei) 世界第二大經濟體(ti) ;然而，一方麵“中國崩潰論”卻甚囂塵上，另一方麵“中國治理是不良的”論斷也大行其道。事實與(yu) 理論以及評價(jia) 之間的不一致引發了徐教授的思考，他認為(wei) 目前所采用的治理指數和測量方法存有一定的問題：一是沒有進行理論解釋，即沒有明確說明為(wei) 何要選擇這些指標以及選擇這些指標對研究治理狀況有何意義(yi) ;二是數據來自於(yu) 世界上的30多個(ge) 民間組織，而這些組織既是非專(zhuan) 業(ye) 的又是受商業(ye) 目標影響的。

徐教授認為(wei) 中國在發展的過程中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存在著貧富分化、發展不均的問題，但是用西方的政治理論來解釋中國發展中出現的問題會(hui) 出現削足適履的情況，我們(men) 需要進行政治學研究的本土化嚐試。針對學術界和研究機構把當前社會(hui) 中存在的負麵現象直接等同於(yu) “國家治理危機”，他認為(wei) 這些負麵現象從(cong) 實質上講不能直接等同於(yu) “國家治理危機”，而是屬於(yu) 國家社會(hui) 轉型過程中的“轉型危機”範疇。

他認為(wei) 學術界所使用的“社會(hui) 轉型”一詞中“轉型”的英文字源有兩(liang) 個(ge) ：一是“transition”，一是“transformation”，其中前者強調過渡性和目標不確定性，後者重在說明從(cong) 一種形態或結構演化為(wei) 另一種形態或結構，因而，用後者來說明中國的情況才較為(wei) 合理。“轉型危機”指一個(ge) 社會(hui) 從(cong) 傳(chuan) 統社會(hui) 向工業(ye) 化社會(hui) 轉型過程中，經曆政治、經濟、社會(hui) 結構的重大變遷，社會(hui) 矛盾突出，人們(men) 之間缺乏共識，轉型所帶來的這些問題是相關(guan) 各方所不能自我矯正的。當出現大量的衝(chong) 突和問題，而相關(guan) 各方又不能自行解決(jue) 時，國家的幹預就是必要的了。然而國家的幹預和國家的治理可能是沒有效果的，這意味著當“國家治理”能力遇到“轉型危機”挑戰時，製定新的規則並廢除舊的規則以完善國家治理體(ti) 係進而來治理“轉型危機”中出現的各種問題就是必要的。

最後，徐教授認為(wei) ，完善的國家治理體(ti) 係包括六個(ge) 方麵的指標：核心價(jia) 值體(ti) 係、決(jue) 策權威、行政執行能力、經濟發展、社會(hui) 福利體(ti) 製以及國家社會(hui) 互動機製，這六個(ge) 方麵形成一個(ge) 統一的結構，缺一不可，而且這六個(ge) 指標也不是越強越好，可能會(hui) 相互抵消，因而不能簡單相加，簡單地說，六者之間是相輔相成而又相生相克的關(guan) 係。

(羅雪飛 供稿)